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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安─點紅:有限民主、絕對法制的新加坡

    亞細安(台灣譯東南亞國協,簡稱東協)有十個國家,二十一世紀將近十年,標榜民主的幾個國家表現得似乎都不怎麼樣。如菲律賓、印尼、泰國。
     就在一個月之前,菲國「社會氣象站」發表民調結果,指出現任總統艾若育是自該國於一九八六年回歸民主以來聲望最低的領袖。
     事實上,二○○一年通過「人民力量」推倒前總統艾斯特拉達而上台的艾若育,除了上任初期之外,支持度一直呈現下降,但政治上一方面並無特別強勁的挑戰者,再加上利用在職優勢、選舉舞弊及有效籠絡軍方及天主教會等手段,雖然任期內風雨飄搖,她卻能在二○○四年連任,為期六年,如今儘管聲望低迷,却並無立即下台的危險。
     艾若育穩若泰山,並不是因為反對她的人不多,而是菲律賓經過長達二十年沒有實效的「民主」洗禮,民眾早已對國家失去信心,對政治人物的你爭我奪更是厭惡已極,他們只是消極地想逃離,不再對改變寄以希望。
     泰國也是區域內口口聲聲標榜民主的國家,然而自君主立憲以來,總理如走馬燈似的更換,從來沒有一位能夠作完任期。
     然而弔詭的是,好不容易盼到位真正有能力的總理戴克辛,卻在他創紀錄地做完任期又連任之後,反對者發起死纏爛打的示威運動持續逼他下台,最後為虎視眈眈的軍方製造機會,利用他出訪之際發動政變,終於拉倒戴克辛。
     戴克辛的能力,充分顯現於他在被拉倒以及所領導政黨遭解散之後,都還能利用藉屍還魂的方法,讓由他的支持者組成「人民力量黨」重新執政,並且為自己鋪路結束流亡。
     結果雖然戴克辛再三表示他已無意於政治,事實上也無任何政治職位,但反對者還是衝著他進行示威,弄得甫上任半年多的政府還未來得及作出政績就搖搖欲墜,為轉移國內反對勢力的壓力,他於日前藉參觀北京奧運時棄保潛逃再次流亡倫敦。
     另個民主國家印尼也好不到哪裡去。自蘇哈托於一九九八年倒台後,印尼已經進步到總統直選,可是十年間歷經了四位總統,卻始終沒見到什麼明顯的政績。
     最近一次的總統大選民意調查,竟然是最無能力的前總統美嘉瓦蒂拔得頭籌。美嘉瓦蒂在任期間從未接受媒體專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完全不知該如何應對。
    有意思的是,東南亞的首善之區卻是經常被西方人權組織、媒體批判為「不民主」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前總理、現任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不久前面對批評時就發表公開聲明,指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會不斷演變,但是這些改變不是為了滿足人權組織、非政府組織和西方媒體的要求」。
     他甚至直言表示,台灣依照西方國家所擬定的道路,由不同政黨執政,民進黨的陳水扁當了兩任總統共八年領導人,導致台灣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後退,而台灣社會也更為分裂。李光耀是亞洲的元老級政治家,他說的話,應該有些思考的價值。

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獨特,說是自由民主體制吧,她是一黨獨大的國家,自建國以來始終由人民行動黨執政,沒有出現過政黨輪替;說是專制體制,議會選舉亦有理性的唇槍舌劍,政壇上沒有出現過東方國家(尤為明顯的中、日、韓、馬、印、台...)難以治癒的貪腐之疾,相對於東西方,新加坡政府廉潔、社會公正、法治國家的程度超越於西方;最接近的是社會民主制,人民享有基本水準的社會福利,所以新加坡聽不到罷工的聲響?
    媒體承擔的角色不是歐式的“公眾的看門狗”和“第四權”,只有比較性的自由,對政府政策提出建議。
可以說,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難以用“民主”、“家長制”等模式來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式的有限民主與絕對法治”來概括。
  在新加坡停駐三年後,“世界的新加坡”幾個字在我的腦海不斷閃現。並不是說新加坡該屬於全世界,而是說新加坡已是許多接軌全球化風浪的國家之一,集合著東西文明的優點與長處,具有開明專制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模式,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其治國理念和制度設計啓蒙世界,包括對西方發達國家。 

  無論是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體制,還是歐洲大陸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體制,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為基本理念,以民意為國家政策出發點的。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政府和媒體之間以及民間組織和權力機構之間的力量對抗,保證了政府廉潔、政治透明、社會公正,但卻會付出社會資源為代價。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弊端是“民意獨大”,而民意有天然的短視性,政黨為求在大選中獲勝,拋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遠見的政策,導致很多錯誤甚至災難。比如,綠黨進入政府是歐洲國家的新景觀,但一經進入政府就毫無作為,關於環境保護的長遠政見根本無法成為政策,而為了眼前利益,為了石油而不惜開戰的災難,不斷發生。
    而我們都知道戰爭會導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間的仇視,為反恐,所消耗的國家財政開支,已讓美、英等國感到力不從心。也常有學者反問:如果把這些錢用在民生建設上有會是怎樣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因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人的遍布各領域,更多地表現出“合力為善舉”的特徵。政府、企業、工會、學界之間的管道是暢通的,言論是相對自由的,各民族和宗教之間因法律之故也是相互尊重、和諧相處,政治人物保持了廉潔和高效率,且不常以爭奪權力為目的。
    面對近半年多來的通膨與物價上漲,我曾觀察並詢問從事不同職業的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他們對政府都有一定程度的認同感,大多認知政府將為人民解決問題。
    目前新加坡96%以上的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失業率大約在3%左右;“花園城市”的美譽,顯現在市中心及鄰近區域的環境保護上;全國範圍內的免費無線上網,表現在高科技領域的先進程度……這些成就既說明新加坡政府的領導能力,也證明政治制度的保障穩定有效。
  對於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我以“精英政治”來說明。李光耀先生對政治家的要求是,“強有力並具有勇氣和廉政的道德威信的領導人才”,這裏有東方人理想的“德治”色彩,但在政治體制設計上又借鑒西方的“法治”思想,將“德”和“法”置於權力之上,使得政治人物把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社會和諧,作為施政目標和德性體現,在嚴格的法律規範下行政。
  與此同時,總理直管的貪污調查局擁有絕對權威,可以不受任何法規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嫌疑人,對顯赫官員進行監督和調查。
“德”和“權”的結合往往導致專制和腐敗,
“權”和“法”的結合會導致急功近利和爭權奪利,
惟有“德”和“法”的結合才能營造出和諧、有秩序的社會,
把各界人士的創造力和善行發揮出來,並且聚合在一起。
也許正是“德”與“法”的至高無上,促成德才兼備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陽光和空氣,在這個幾乎沒有任何資源”的小島(土地面積:707.1平方公里(填海後面積約比台北縣小:但比台北市大)總人口:4,483,900人(4,512,309人 July.1th.2007) 人口密度:6,369/km2(世界第4名)建設成世界各國都尊重的小紅點。 

負責任的傳媒模式
  新加坡媒體的角色,也是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不是“公眾的看門狗”,但仍可反映民意,對政黨和政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不是執政者的“喉舌”,沒有新聞檢查制度,但接受政府部門輔導性的提示和柔性的“吹風”,在享有新聞自由的同時也受到社會責任和法律的約束。
    因而新加坡的媒體既不像西方媒體一樣咄咄逼人、聳人犀利,也不像一些東方媒體政黨喉舌、偏執極端,而是負教化之責把事實真相較全面、過濾後傳播給大眾。
《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說,新加坡媒體“自認為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橋樑”。
  西方媒體在政治清明和權力監督上的確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聞”、“壞消息才是好新聞”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導國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說野心),也便有為政府設定議題、讓政治跟著媒體轉的現象,而政治家為了得到民意支援,也常討好媒體,把爭取媒體支持作為掌權的必要手段,所以新聞大亨默多克(又譯梅鐸)是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巴結的對象。布雷爾在卸任時把媒體比喻成“未經馴服的兇猛野獸”,但同時承認“也曾經集中精力來迎合和討好媒體”,可見西方媒體的作為已經不斷“越位”。
  儘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讓外國傳媒影響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對國外報刊的發行有數量上的限定,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資訊最開放的國家之一,在此都能在網路上看到全球媒體,沒有中國的“封網”、“遮罩”之舉,人民能自由閱讀到國際報刊。
    在預防海外媒體蠱惑人心的同時,也給本國人民開闊眼界和獲取資訊提供了方便。這種“負責任的媒體模式”模式,一避免了西方媒體過強的干政力、一定約束的自由,也不會導致因資訊操控帶來的國民視野狹隘、遇事極端的危害。
    在集權國家“堅硬”的新聞政策和民主國家“散漫”的新聞制度之間,新加坡走出一條“全面而負責任”的媒體管理之道。
 
全球化時代的治國典範
  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對罷工的處理程式和限定、每年公職人員和企業員工的工資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積金安排、司法制度、議會選舉和辯論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帶有較強的英國色彩,但却不是照搬,其中蘊含著其他國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醫療、教育這些事關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國式的個人自理,也不像英國式的稅收調劑,更不像歐洲大陸式的國家承擔,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個人共同支付。
  英國的福利制度,導致了社會整體競爭力的下降,形成個人過分依賴國家而不進取的弊端;美國的個人自理,拉開了貧富差距,很多底層人得不到國家的支持,加劇了民族、種族和階層間的衝突與矛盾,不利於社會和諧和團結。
    新加坡的制度,把社會救助和個人自立自強結合,且隨著國際經濟和國內發展的行情,不斷調整國家和個人支付的比例,使得這個國家既有一定程度的人道,又鼓勵個人競爭。
    離開前夕,我感受並認為新加坡的制度是難以複製和效仿的。世人可以把日本當作“西方國家”,也可把臺灣體制歸於“美式民主”,但對新加坡則不易定位。新加坡在建國短短的43年來,已從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發展成世界富有、祥和、最國際化的國家之一。
  新加坡已不只是新加坡,但是世界的新加坡,其治國理念和不設前提地吸收先進文化的主動性,可以是亞細安其他九國如何在全球化時代治國興邦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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